二、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（2 / 5）

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。这样，所谓上下游之争，就不是简单的荆、扬之争，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头之争。有实上的荆州、江州、扬州，加上侨置的豫州、徐州，都在这种反覆的斗争中占有各自的地位。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、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。

《通鉴》刘宋孝建元年（454年）曰：“初，晋氏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谷帛所资皆出焉；以荆、江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，常使大将居之。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。”这是就东晋江左实上而言。三州的州治和军府都在长江沿岸&a;a;lt;span class=&a;a;quot;&a;a;quot; data-note=&a;a;quot;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，是例外。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需要而北移，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。&a;a;quot;&a;a;gt;&a;a;lt;/span&a;a;gt;。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、徐州，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。这个时期，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，但大体上是平衡的。因此，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。《晋书》卷五六《孙绰传》：“中宗龙飞，非惟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，画而守之耳。”同书卷六六《陶侃传》陶侃之言曰：“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，正以长江耳。”其时东晋布兵于江淮之间和江汉之间，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。当力量不足以控制这一地区而不得不转移防线时，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。当然，如果江北弃守，长江天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时，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。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，除了要求荆、江、豫、扬、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，不得南移以外，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，以为南北缓冲。如有可能，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、汉以北的土地。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，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，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。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，可以转化为军事上、政治上的优势。加上荆、江“甲兵所聚”的条件，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。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。

画江而守，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权传》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《扬都赋·注》曰：“烽火以炬，置孤山头，皆缘江相望，或百里，或五十、三十里，寇至则举以相告，一夕可行万里。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，鼓三竟达吴郡南沙。”&a;a;lt;s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