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分197（2 / 3）

文学鉴赏》一九八五年第一期），申述其对《蜀道难

》寓意为仕途坎坷说的观点。柯昌贵《说〈蜀道难〉的主题》（《光明日报》一

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）持与安旗观点相似之说。王启兴《〈蜀道难〉新探质疑

》（《唐代文学论丛》一九八二年第一期）一文，则认为「比兴言志」不是分析

李白诗歌的主要途径，就《蜀道难》而论，不存在「比兴言志」的问题，认为《

蜀道难》是借乐府旧题极写雄峻奇险的蜀中山川。周韵春《〈蜀道难〉求是质疑

》（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一九八四年第二期）一文，认为「李白诗歌（特别是乐

府）富于比兴，多出己意」的规律是不存在的，李白《蜀道难》是用乐府旧题写

传统题材。其主旨仍以胡震亨说为是。姜光斗、顾启《〈蜀道难〉作年与主题思

想质疑》（《呼兰师专学报》一九八四年第一期）一文，认为《蜀道难》的作年

最早不得早于天宝六载，最迟不得晚于天宝十二载。认为《本事诗》、《唐摭言

》的记载不可信。认为其主题是隐喻玄宗后期李林甫专权时政治黑暗、仕途艰险

的社会现实。康怀远的《〈蜀道难〉是李白在蜀地的作品》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

一九八四年第一期）一文，认为《蜀道难》作于蜀地，是青年时代的代表作，重

点是表现「蜀地之险」，别无寄托。朱德慈《〈蜀道难〉非作于蜀地》（《社会

科学研究》一九八四年第五期）一文，则认为康怀原没有顾及李白两入长安的基

本事实，对《本事诗》的理解不全面。袁宗一《略论〈蜀道难〉之有无寄托》（

《宁夏大学学报》一九八五年第二期）一文，认为《蜀道难》作于天宝三载春，

李白「济苍生、安社稷」的仕宦之途失败后，借友人入蜀之机，描写入蜀途中的

山川险阻，抒发理想幻灭的痛苦，怀才不遇的悲哀。诗中所塑造的形象，无不寄

寓着形象本身之外的「情」和「事」。黄东黎《〈蜀道难〉新辨》（《松辽学刊

》一九八五年第四期），认为《蜀道难》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元年十一月至天宝二

年三月之间。是李白奉诏入京初的作品，系于开元十八年并见于贺知章的说法不

能成立。认为李白写《蜀道难》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前夜，通过极力描写蜀道

的艰险，